两个时代之间

阿拉伯人对世界的征服，向东边延伸至印度尼西亚，向西延伸至摩洛哥。在同一时期，斯拉夫人也开始移民。草原游牧人的军事行动几乎没人注意到，他们逐渐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文化和语言的共同体，甚至能跟已经存在了很久的拉丁世界以及日耳曼世界媲美。

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移民行动促成了欧洲形成的大混乱。在同一时期，欧亚的海上商路（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以及中国的东海和南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方，丝绸之路从中国联通到了巴格达，然后连接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西侧的次级商路，最后通向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这一时代丰富的贸易财富促成了银行和复杂的货币系统的诞生，令私人也获得了贷款的能力。这扰乱了农业和手工业，并在某种程度也干扰了社会秩序。一个新的富裕阶级的出现造成了城市社会的社会割裂，挑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人们因此产生了一种世界即将毁灭的感觉。诚然，还是有顽固忠于现有秩序的团体，他们还是对七世纪初的罗马和波斯之间的大战所产生的重大变化不慎敏感。在农业技术发展的支持下，世上大片的地区站在绿色革命的开端。那一时期是如此的繁荣以至于贫穷被认为是一个不寻常的状态，通常是由灾难或者是由贪婪的帝国统治者以及试图达到前者程度的野蛮人挑起的战争导致的。但是末世论的观点并不能解释变动的数十年，萨珊帝国的终结，以及给拜占庭帝国造成巨大打击的动荡，这一观念并不具备任何普遍性。

(资料图片)

七世纪中叶标志着一个重要事件的开始。穆斯林们的到来以及斯拉夫人的移民组成了欧洲形成的最后一环。可以确定的是，这两种文明迟早会在从多瑙河上游的盆地【南斯拉夫人和奥斯曼穆斯林吗？】延伸到高加索山脉的共同边界上爆发冲突。

斯拉夫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两个飞速扩张的世界，而且这两者完全相对。斯拉夫人和穆斯林们互相不断地竞争，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交战，以求建立一个最为暴力的帝国。在七世纪，冲突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从游牧民族到法兰克人，乃至伦巴底人和西哥特人，除了参加这个或那个阵营之外没有任何选择。

这两个文明的领土扩张在614年斯拉夫劫掠者突破拜占庭帝国在多瑙河地最后防线，622年穆罕穆德从麦加前去麦地那避难时【原文是从麦地那前往麦加避难，估计是作者搞反了】，还是不可预料的。罗马世界对环境的改变还没有做出反应，但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将要开启。直到七世纪中叶，他们才做出反应，这一时期也是我们这一章着重讲述的。

本章目录：

懒政的国王们：达戈贝尔特一世

墨洛温王朝的传奇

托莱多会议，一个强大的政治机关

西哥特王国的终结

711年：瓜达莱特（GUadalete）

瓜达莱特：一场决定性的败仗

卢卡·莱科维茨卡亚（Luka Raikovetskaia）文化

七世纪阿瓦尔人的扩张和萨莫王国

阿瓦尔人的辉煌与衰落

最后的伦巴底人

查理马特在普瓦捷（Poitiers）

法兰克人的权势

普瓦捷之战，在传说与事实之间

《贝奥武夫》，盎格鲁-撒克逊人中世纪最长也最好的诗歌

可敬的比德（Bède le Vénérable）与《贝奥武夫》（Beowulf）

懒政的国王们：达戈贝尔特一世

墨洛温诸王国的最后阶段的特点是国王们的道德水准很低，而且都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历史上对这些国王们的称呼就是懒政的国王们。

达戈贝尔特一世，克洛泰尔二世的儿子，他一度控制着宫相（major domus）和大贵族们的权力。按照弗雷德嘉尔编年史中的说法：“他很少睡觉吃饭，只想让每个人都带着赞美和钦佩离开。”这种积极的政治倾向和他的私人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有三位王后和一堆情人”这些人是“他无节制的欲望的奴隶”。他的继承人们保留了同样的态势，并且减少了政治上的投入。王室的权力就传到了宫相的手里。“年轻人”丕平二世在泰尔特里（Tertry）战役（687）中击败了其余王国的宫相们，得到了法兰克人的公爵和亲王的头衔，然后统治了整个高卢，除了阿基坦。在克洛泰尔四世（717-719）年间，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手中，他是年轻人丕平二世的儿子。

墨洛温王朝的传奇

652年，达戈贝尔特（Dagobert）二世出生了，他将是最后的奥斯特拉西亚的墨洛温国王。他是奥斯特拉西亚的西吉贝尔特（Sigebert）三世和希米勒希尔德（Chimnechilde）公主的孩子，达戈贝尔特一世（629-639）的孙子。他的爷爷，成功的联合了三片墨洛温的领土（纽斯特里亚，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一个青铜王座【怎么不是黄铜的】被造了出来以纪念他的永垂不朽，这个宝座名为“达戈贝尔特的宝座”，现藏于法国的国立图书馆的勋章室中。

七世纪中期，辉煌的墨洛温王朝仅仅是遥远的回忆了，这也让法国的历史学家将这些国王统治的时期命名为“懒政的诸王”。这些君主们的形象是通过“弗莱德嘉编年史”（Chronique de Frédégaire）中的描述建立起来的，其中说到，这些国王在还是个孩子或者差不多还是小孩的时候，待在牛拉着的大车里，人们被王室的神圣光环的物理象征——他们头上的长辫子吸引；另一方面，贵族们持有大量特权，教会也有着同样的权力来控制土地和农民。656年西吉贝尔特三世去世了，宫相格里摩尔德（Grimoald），贵族兰登的丕平（Pépin de Landen）的儿子，为继承人达戈贝尔特二世行削发礼，然后把他送到了都柏林附近的斯莱恩（Slane）的爱尔兰修道院里。在那里，年轻的被废黜了的国王学到了所有能让他重回王座的知识，并找到了和马蒂尔德（Mathilde）公主结婚的时机。他随后在圣威尔弗里德（Wilfrid）的建议下前往约克，由他的妻子陪伴，但她在路上突然去世了。达戈贝尔特重回奥斯特拉西亚给他的母亲极大的惊喜，她知道自己儿子将要面对的困难，他得要在和宫相家族的对抗中取胜，当时的领导人是聪慧的丕平二世，致命的格里莫尔德的侄子，阿尔诺（Arnoul）的孙子，梅斯主教。

时局相当艰难，阴谋盘根错节。年轻的国王似乎和西哥特公主吉赛尔（Gisèle），雷恩（Rhedae）伯爵贝拉（Berà）二世的女儿缔结了新的婚姻（然而，这件事是有争议的），并准备去对抗宫相们。他在676年重夺了自己父亲的王位，开始了倾向于将全部的权力都集中到墨洛温家族成员的统治。但是，宫相掌权的那五十年可不会突然消失：达戈贝尔特二世陷入了阴谋织成的网，遭到了暗杀和背叛。在679年圣诞节的前两天，他在阿登（Ardennes）省的斯特奈（Stenay）的树林里打猎的时候，一个可能是丕平雇佣的刺客用长毛刺穿了他并钉在了树上。教会为了制止说他们是暗杀者的谣言，宣布达戈贝尔特是殉道者并给他封圣。在他死后的第二天，权力就交到了丕平的手上，奥斯特拉西亚的墨洛温王朝传说就此诞生了（至于他们的堂兄们，纽斯特里亚的墨洛温诸王们的传说，还要再过些年才会出现）：这些传说和他们的奇术能力有关（通过用手触碰来治愈疾病），他们的神圣血脉，以及最后关于达戈贝尔特二世的儿子的传说，据说西吉贝尔特（在他的支持者那里，他是西吉贝尔特四世，因为他具有墨洛温王室血脉）在他母亲，雷恩的吉赛尔，的兄弟那里避难。在那个传说中，他最出名的后裔之一会是布永的戈弗雷（Godefroi de Bouillon）【我记得戈弗雷的母亲可以追溯到查理曼，父亲则是弗兰德斯那一边的，祖上也娶过加洛林的女性，丕平二世之后是查理马特，查理马特之后就是矮子丕平，矮子丕平之后是查理曼，除非查理马特或者矮子丕平和西吉贝尔特四世的女性后代结婚（事实上也不是和他的后代结婚），就算戈弗雷和墨洛温有血缘上的关系，也不会是西吉贝尔特四世的】，这位十字军的长官会在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族谱能用于追寻这位最后的奥斯特拉西亚的墨洛温国王的后代。而且由于缺乏真实的文件，不少造假的文件被捏造了出来，一边十九世纪的作家们可以写他们的小说。

托莱多会议，一个强大的政治机关

从罗马时期开始，在托莱多召集主教们召开大会的形式已经诞生了，从589年雷卡雷德改信天主教之后，西班牙教会大会开始就协助着西哥特国王们统治国家。

自从著名的633年第四次大会之后，那场会议由塞维利亚的圣依西多禄（saint Isidore de Séville）主导，大会以结合了政治和信仰事务的机构而成名，根据一件事是宗教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会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在政治事务上，这还是直接处理国家问题的第一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托莱多大会被视为负责规范西班牙西哥特王国的政策方针的最高立法议会，同时也是该地区的高级公共事务部门。

西哥特王国的终结

在七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出现了各种衰落的迹象，尽管国王已经通过法律和托莱多大会通过了各种政治措施。家族仇恨伴着地区矛盾，贵族们也在担心农民们反抗令他们窒息的上贡系统。终结即将来临，但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万巴（Wamba，672-680），完美地扮演了国王的角色，他击退了逼近伊比利亚边境的穆斯林海军，又平定了保罗（Paul）公爵在埃布罗河（Ébre）北边发起的叛乱。可他随后的倒台无疑表现出了危机的程度。

之后，那些大贵族们，他们拥有者大量的臣民，组成了统治阶级。这些权居高位的人醉心于厄吉卡（Égica，687-700）徒劳地限制过的各种阴谋诡计。托莱多的大主教也不能免俗，他试图颁布强化迫害犹太人的政策，他们被指控与穆斯林们合谋。第十七次托莱多会议还提出了奴役所有犹太人的命令。这一政策没有在塞普提曼尼亚（Septimanie，如今的朗格多克一带）实施。领土上的衰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维提撒（Wittiza）毫不费力地继承了厄吉卡国王：他在700年继承了王室权力并提出王权高于神职人员。这激起了推翻他的阴谋，并且让贝提卡（Bétique）的统治者，罗德里克（Rodéric）或者叫罗德里戈（Roderigue）的一个人登上了王位。这个人参与了阴谋的说法是有争议的，尽管这确实可能发生。不过他的统治也不轻松。被废黜的国王有着强大的实力：他的儿子阿吉拉（Agila）和他的兄弟奥帕（Oppa）向阿拉伯的毛里塔尼亚总督，穆萨·伊本·努赛尔（Moussa ibn Noçaïr），寻求帮助，这个人直接向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瓦利德一世（Al-Walid ibn Abd al-malik）汇报了他们的行动。在711年春，穆萨向丹吉尔（Tanger）的新总督，一位名叫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的经验丰富的战士下达了指令，让他可以进行必要的准备以穿过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海域，大概是短短的十四公里长。他认真地做好了准备：他要求负责从几个月前就开始调查侦测任务的负责人，塔里夫·伊本·马利克（Tarif ibn Malik）给他提供一份报告【什么层层外包】。其上标注了一些可能的登陆点，这份情报来自于塔里夫和他的士兵们，大约400个柏柏尔人在带着战利品和女人返回之前，已经设法在那里度过了几天。靠近登陆点的村庄（在如今的安达卢斯地区）至今还用着远征队队长的名字：塔里法（Tarifa）。

远征者塔里夫向塔里克将军提供的报告海波亏一些额外的细节，讲述了困扰着西哥特人的政治时局。这些事将被加入到将军提供给他的长官，毛里塔尼亚总督的信息里。

历史介于寓言和传奇之间。西哥特国王维提撒让他的儿子阿吉拉继承了王位，但是敌对的氏族还是在支持罗德里克。维提撒的继承者的支持者们决定接触柏柏尔人以达成废黜被他们认为是篡位者的罗德里克的目的。【引外敌参与内战的屑】还有一种说法是罗德里克雷普【为了能发上来只能用雷普】了一位叫做弗罗琳达（Florinde）的女性，尤利安（Julien）伯爵，休达（Ceuta）总督的女儿。不管是事实还是仅仅是传说，著名的阿拉伯编年史作家阿布达·哈卡姆（Abd al-Hakam）纪录了尤利安说的下面这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他让他得到同等的痛苦，除非我把阿拉伯人放进来。”

711年：瓜达莱特（GUadalete）

阿拉伯-柏柏尔的远征开始于占领一个岩石海角，那里后来被命名为贾巴尔·塔里克（Jabal Tariq，直布罗陀就是这一名字的变体），“塔里克山”——如今我们叫它直布罗陀（Gibraltar）。为了横渡海峡，塔里克将军得要依靠他信任的两个人，勘探者塔里夫·伊本·塔里卜（Tarif ibn Talib）和冒险家马格里·鲁米（Maguit al-Rumi）。桥头堡一经建立，他们就向海湾的另一侧调兵遣将，目的地在西边的十六公里，一个被他们命名为阿尔-亚兹拉·阿尔-贾德拉（Al-Yazira al-Jadra）的地方，如今的阿尔赫西拉斯（Algésiras）。

柏柏尔人登陆的消息传到了托莱多。西哥特王家部队的远征也很快就准备好了。这一情况屡见不鲜，但随后几天从直布罗陀登陆来的特遣队的规模，表明了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劫掠一些沿岸的城市。711年7月19日（回历92年的斋月28日），西哥特军队在罗德里克的带领下前往了阿尔赫西拉斯，在瓜达莱特河又或者是简达（Janda）附近的泻湖的一个被阿拉伯编年史叫做查都纳（Chaduna）如今叫锡多尼亚（Medina-Sidonia）的地方遇上了塔里克。在巴尔巴特（Barbate）和瓜达莱特之间的平原，爆发了持续一周的小规模冲突和战役，没有任何一方获胜。战斗的热情随之变成决定性因素。终于到了决定性的一天和真正的大战了，战役的具体地点也有所争议，他可能位于数个最先发生冲突的地方之一。罗德里克将军队分开，把左翼和右翼交付给了将军们。在他对面的是塔里克领导的柏柏尔步兵，他们在用金属条加固的轻质盾牌后扎营。他的骑兵们组成了穆雅法法阵型（muyâfafa），他们很容易能被人认出来，因为他们的金属头盔上有作为象征的头巾伊玛玛（imama），还在皮质背心下穿着轻质的金属链甲。

在西哥特军队中的逃兵事件成倍增加，输掉了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他们的国王溺死了，如果我们认为在这场败仗之后不久写成的小说内容是真的的话。实际上，关于阿拉伯-柏柏尔人到来的一切都充满了传奇色彩，即便是休达总督，尤利安伯爵也会给“入侵者”们敞开道路，因为他不再相信西哥特王国会接着存在。

实际上，塔里克取得的成功是意料之外的。他带着军队坚定地穿过了加的斯（Casix）省，小心地避开了塞维利亚的要塞城市然后经过了莫龙－德拉弗龙特拉 （Morón de la Frontera）抵达了罗马城市埃西哈（Éjica），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谷（vallée du Guadalquivir），他再次对西哥特人取得了大胜。

其余的城市也很容易就被占领了。首都托莱多，这座城在西哥特人的宣传中就像是新耶路撒冷一样，成了最主要的目标：其中存放着王室财宝和神秘的圣遗物。阿拉伯-柏柏尔人和西哥特贵族们签署了条约，许诺不干涉他们在自己领土内的封地。712年7月，穆萨·伊本·努赛尔（Moussa ibn Noçaïr）带着一支主要由也门人组成的传统军队穿过了海峡去往了阿尔赫西拉斯（Algésiras），去接替塔里克和柏柏尔人，因为这些人变得太强大了。他曾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托莱多，但是他改道去往塞维利亚，围攻并占领了这座城池。从这时候才开始了真正的对西哥特王国的征服。无数的村镇被摧毁了，就像最近的考古学发现所证明的那样。

穆斯林在宗教层面上的入侵在那个时代从来没有被考虑过。我们觉得穆斯林其实很像基督一性论的教徒那样，这些人不承认三位一体。拒绝认可只有一位神但是有三种体现的教条还是在大量的阿里乌斯派信徒中很流行，尽管这些人在西哥特国王们皈依天主教之后长期保持沉默。这就是为什么大量的地主在征服之后仍能保有大量的土地，不管是西哥特人还是西班牙人，强大还是弱小，即便分配和剥削的原则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乡村的土地依旧由自由或被奴役的佃农们耕种，依照加入了西哥特司法条例的罗马法来分配土地，特别是最后也最具影响力的那部拉斯文斯（Réceswinthe）的西哥特法典（Fuero Juzgo）。

西哥特王国被穆斯林们覆灭了。罗马的西班牙也随后变成了安达卢斯（Al-Andalus），一个以伊斯兰之家（dar al-Islam）为名的地区。一些反抗的中心还存在于半岛北部的沙漠地带，尽管困难重重，他们还是在为反抗而战斗，成功和穆斯林们之间产生了边界。几年里，穆斯林们在边境上树立起了大量的瞭望塔，以从基督徒手中保护自己：在北方是战争的源头，一片充满死亡的地带，在南方，是美名为“伊斯兰之家”的繁茂的花园，收成丰富且有不少美妙的城市，一副近乎田园牧歌的景象，修女赫罗斯葳塔（Hrotsvita de Gandersheim）在她十世纪的书籍《世间的珍宝》（joyau du monde）中如此称赞道。【修女称赞伊斯兰文明的地界，不知道该说是不虔诚，还是那里的繁荣确实广受认可】

瓜达莱特：一场决定性的败仗

在711年的7月19日，回历92年的斋月28日，瓜达莱特战役爆发了，由罗德里克国王指挥的西哥特军队被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指挥的阿拉伯和柏柏尔联军击碎了。

阿拉伯-柏柏尔入侵在此前的几周就开始了，他们在夜间于卡尔佩（Calpé）山，部署了军队。塔里克建造了留存至今的砖制堡垒，位于如今的直布罗陀，或者叫贾巴尔·塔里克。几天之后，他们径直前往了阿尔亚兹拉·阿尔贾德拉（Al-Yazira al-Jadrá），又或者说阿尔赫西拉斯（Algésiras）。在七月份最初的几天里，塔里克带着他的军队待在山边。对于西哥特国王而言，这场入侵发生在了最糟糕的时间，他正试图镇压瓦斯孔人发起的叛乱，还要制止阿吉拉将军分离塞普提曼尼亚的尝试。尽管如此，国王还是设法召集了主要由贵族组成的骑兵部队，试图来阻止那实际上已经成型的有组织的入侵。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役最终成为了西班牙历史的转折点，不管是当时的人们，穆斯林还是西哥特贵族，都没有认识到这一事件的历史重要性，从这时起，血流漂杵的历史就要开始了。显然在那时谈论这一事件对文明的冲击是不可能的，即便两派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用各自的视角都让这种想法变得成熟。这场被阿拉伯编年史作家叫做查都那（锡多尼亚）的战役，实际上仅发生了一系列的小冲突，真正决定性的战役在几周后发生于巴尔瓦特和瓜达莱特之间的平原上。

卢卡·莱科维茨卡亚（Luka Raikovetskaia）文化

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俄罗斯的草原上，诞生了一种具有自己文化和政治特色的文明。这一文明和同时期的西班牙西哥特王国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前往欧洲俄罗斯的斯拉夫移民从伏尔加河出发，然后扩张出了定居在维斯瓦（Vistule）河东边的东斯拉夫人，这一地区是如今的白俄罗斯和沃里尼亚（乌克兰）。此事件数个世纪后才诞生了第一本罗斯斯拉夫人编年史，讲述了位于基辅附近的波兰人。然而，七世纪中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一种新文化的发展，这一文化名为卢卡·莱科维茨卡亚，它建立在金属熔炼技术和建造堡垒带来的绝对优势地位上。在基辅的万神殿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名为斯玛格尔（Simargl）的神出现了，他很像波斯神话中的神鸟西摩格（Simurgh或Sênmurw）。在萨尔马提亚的神话中，这个有翼怪物是所有植物起源之树的保护者。我们还发现了女神莫克什（Mokish），她的名字的意思是“水汽”，大地与水汽母神的人格化身，与传统中的众多女神们有所联系，例如阿斯塔蒂（Astarté）或者阿弗洛狄忒（Aphrodite）。最后还有斯蒂里博格（Stribog），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财富的授予者”。

就丧葬习俗而言，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时期，卢卡·莱科维茨卡亚文化的斯拉夫人将死者焚为灰烬，然后用特定的骨灰盒存放骨灰，骨灰盒是双锥体的模样，然后再在其上堆起土堆。这些习俗展现了与伊朗，萨尔马提亚和斯基泰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联系让繁荣的贸易活动得以诞生，这让他们可以很好的了解到各种金属的用途，从金到铜再到银，锡和铁。一些熔炉和作坊就此产生，他们生产用于农业，狩猎和战争的必须工具。但这些人还是主要从事养牛，捕鱼和养蜂的工作。他们还保留了原本的游牧生活，频繁的改变居住地来寻求新的可以耕作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使用轻质的金属来建造房子，很容易在需要移民或者单纯从敌对者发动的进攻中逃离时转移居住地。他们经常去周边的树林中躲藏起来。这解释了他们为何认为土地是一种公共财产：所有人都参与农业工作，然后再把产物分配给所有人。个人财产也是存在的，但是仅限于个人的物品和工作用工具，武器以及首饰。自由耕种者的总称是苏梅鲁多（smerd）。这时他们之中逐渐出现一个群体，维提亚兹（vitiaz），他们将组成一种使用马匹的军事贵族，这一群体的出现很可能是收到了萨尔马提亚人的影响。

七世纪阿瓦尔人的扩张和萨莫王国

在六世纪中期，一群叫做阿瓦尔的游牧民族开始占领这些位于多瑙河盆地里的匈牙利大平原在巴拉顿湖周边的土地与村庄。不久之后，阿瓦尔人冒险穿过多瑙河并侵犯拜占庭帝国的边境，骚扰西边的法兰克王国。

阿瓦尔人离开了突厥斯坦（Turkestan），于558年穿过了俄罗斯南方，并降服了在旅程中发现的斯拉夫人，知道562年抵达拉贝河，在568年击退了意大利的伦巴底人，极大地破坏了巴尔干地区，以至于那里的人口和拉丁人几乎完全消失了。在这一时期，阿瓦尔人的势力从波罗的延申到了黑海。但是在620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让他们突然转向衰落。在626年，他们围攻了君士坦丁堡并几乎就要攻陷那里了，可他们的最终的失败导致他们的军事能力名声扫地。这证明了阿瓦尔人并非不可战胜。在这一情况下，一个名为萨莫的斯拉夫人军事长官喊出来解放波西米亚的口号，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将他的支配权转化成真正的王国。他还要抵抗墨洛温国王达戈贝尔特一世，他在631年的沃加蒂斯堡（Wogatisburg）战役中打败了达戈贝尔特。这些行为让他巩固了斯拉夫人的根据地，并保住了王国直到他于658年死之后，即便是今天，他也被认为是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国家主权的先驱者。在萨莫死后，阿瓦尔人重新尝试拿回他们在那一地区的统治权，但是他们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斯拉夫人在整片土地上不可阻挡的扩张，以及法兰克人对奥斯特拉西亚东方和东南方领土的统治。阿瓦尔势力的终结发生在790到805年间，查理曼击败并驱散了他们：阿瓦尔人自此就不再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继续存在了。

阿瓦尔人的辉煌与衰落

阿瓦尔人的崛起，辉煌与衰落是文学界最受谈论的历史事件之一，但是在那个时期，阿瓦尔的事情反而被谈论的很少。阿瓦尔人在匈人之后离开了欧亚大草原，并且在中欧创造了一个帝国。他们说着一种突厥语，他们出现的时候，民族内部已经有来自中国边境的游牧民组织起了强大的军事联盟。受到占据中亚的西突厥人的压迫，他们向西边前进，并作为政治难民到达了多瑙河盆地。按编年史作家米南德（Ménandre）的说法，在558年，他们到访了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并向皇帝提出“消灭他们的敌人直至最后一人”。皇帝接受了这个提议，并利用他们作为他控制多瑙河盆地北部的游牧移民的计划中的骨干。但是阿瓦尔人，对这种附属的角色非常不满，于568年在匈牙利大平原上自立政权，他们不久就吸纳了其他的民族加入到同盟中来。阿瓦尔人的力量既取决于他们的农奴，其中主要是斯拉夫人，还取决于大量的附属军人团体。

因此，拜占庭历史学家米南德这样描述了一位阿瓦尔战争领袖，眼见自己没能攻下辛吉杜努姆（Singidum，今日的贝尔格莱德），他提出索取赎金作为换取他撤退的条件。在626年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尝试失败之后，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他对在敌人面前逃跑的斯拉夫步兵毫不留情。对君士坦丁堡进攻的惨败在随后的几年内影响到了阿瓦尔人的势力，在于如今的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之间，一个名叫萨莫（Samo）的异乡人支配了这一地区，并建立起了以他自己的名字为名的短命王国。可是，墨洛温王朝的达戈贝尔特一世向他在631年发起了进攻，萨莫和他的军队在图林根边境击败了达戈贝尔特并终结了他的统治。

阿瓦尔人重夺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保住了他们在匈牙利大平原的游牧王国。他们广袤的领土包括了现代奥地利的一部分，以及几乎整个匈牙利。【应该不是现代被瓜分之后仅剩原本三分之一的匈牙利，而是古匈牙利的整个喀尔巴阡山以内，多瑙河以北】他们通过建造大量要塞化的围栏来继续对这一地区的殖民，其内存在大量的村庄。然后，许多的战士民族获得了独立，比如说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其它的巴尔干斯拉夫人。只剩下和咄陆（Dulo）家族的保加尔部落【后来搬进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就是在咄陆家族的阿帕德的带领下翻越了喀尔巴阡山脉，也许这就是一种传承吧】以及嚈哒乌尔人的联盟。这三个团体在库布拉特（Koubrat）的带领下联合起来，但是在他于634年过世后，阿瓦尔人又变回了独自在平原上统治的状态。

可萨人（Khazars）的国王的出现提高了阿瓦尔人和他们在东边的发源地的草原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的势力开始衰落了：在西边，于713年和714年，在《圣者埃梅拉姆的生平事迹》（Vie de saint Emmeran）记载的艰难的军事行动之后，巴伐利亚的公爵们和其他的大封建领主们占领了维也纳林山（Wienerwald）和恩斯（Enns）之间的领土。最终阿瓦尔人的王国退回到了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德劳河河谷（la vallée de la Drava）和下奥地利。他的结构适应了新的时代。分裂成了由多个“封建领主”带领下的小单位，并开始在斯拉夫人的影响下重新定居。

逐渐地，阿瓦尔人不再是一种威胁，而且在查理曼扩张之前，他们的王国都处于一种“光荣孤立”中。正是在这一时期，大圣尼古拉的宝藏（Sânnicolau Mare，匈牙利语中则是Nagyszentmiklós）诞生了。发掘于1799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它由23个黄金的物件组成，具有非凡的技术与艺术价值。装饰参考了地中海和伊朗的传统，以及欧洲与东欧大草原上的图纹。其中有几件展示了马上的战士，公牛的头部，想象中的动物和一些叙事情节，展示了一位由雄鹰引导的人，神话中的伽倪墨得斯（Ganymède）的一种变体。还有一些铭文是由古突厥人在后来刻上去的。

最后的伦巴底人

伦巴底人的统一最终在七世纪中叶完成了，贝内文托（Bénévent）公爵格里摩尔德（Grimoald），在打败阿里伯特（Aripert）的儿子们并迎娶了被打败的国王的姐妹之后登上了王位。他甚至还击退了他的敌人，法兰克人，发起的进攻，并限制了帝国的势力。可是当他试图建立一个王朝的时候，就因为过世而失败了，珀里塔里克（Perthari），阿里伯特的儿子，夺取了王位，只给格里莫尔德的长子罗穆阿尔德（Romuald）留下了贝内文托。

在七世纪中叶，两位伦巴底国王改信基督教标志了一项重大的转折。阿里乌斯派从那之后就不能再给别人定罪了！实际上，教会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哪怕是在腹背受敌的时候，他们还是得到了古尼珀特（Cunipert），珀里塔里克的儿子的帮助。他在689年的科洛那托（Coronato）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交战的双方分别是教会支持的国王和仍旧信仰阿里乌斯派的公爵与封建领主们。在这场军事行动之后，拜占庭帝国意识到了伦巴底人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外部势力了。伦巴底人持续的意大利化是由多次混合的移民以及接纳源自拉丁语的罗曼语作为整个王国的官方语言组成的。

人们重新激起了对罗马艺术的兴趣，还有一些标志性建筑被重建了。从这时起，将土地赠与加辛迪（gasindi，封臣）的政策开始了，这些人追随国王，有必要获得补偿：这形成了一个新贵族阶层并享有越来越高的人身赎金（wergeld，一种通过支付金钱来逃避法律的惩罚的方式），这一金额让他们免受各种类型的损害。是时候开始新的征程，来给尚未获得土地的战士们（arimanni）提供新的领土了。这些新的变化都损害到了最贫穷的自由民，他们开始变成土地所有者的佃户（libellarii），尽管这完全合乎罗马法。

在八世纪初期，利乌德普朗德（Liutprand，712-744）登场了。这个人对意大利伦巴底人的未来举足轻重。自从接过伦巴底铁王冠之后，利乌德普朗德在从他宫廷发出的文件中自称伦巴底的基督教国王（christianus langobardorum rex）。

利乌德普朗德通过立法的成果和征服斯波莱托（Spolète）与贝内文托的独立公爵们强化了他的王国。于是，他就想要征服更远方的土地，进攻了帝国控制下的地区。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以拜占庭皇帝于727年颁布的禁止崇拜圣像的法令【圣像破坏派】作为他实现自己征服梦想的战争借口。他前往了博洛尼亚（Bologne）,它处于拉文纳主教的控制之下，围攻并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夺取苏特里（Sutri）时，他也一样取得了成果。然而，在他前往拉文纳的时候，他担心法兰克人会攻击他的后方，于是他倾向于和大主教于743年签署了一份停战协议。利乌德普朗德是一位征服者与立法者。在他死后，伦巴底王国进入了内部冲突的阶段，弗留利（Frioul）公爵拉奇斯（Ratchis）短暂的统治于749年结束后，终结了前者统治的是骄傲的埃斯托夫（Aistolf）。这位国王相信战争的能力，并很擅长作战。751年，他的军队征服了拉文纳和整个罗马涅（Romagne）。这标志着帝国大主教对这一地区统治的结束。自此之后，拜占庭帝国不再拥有北意大利的领地，只留下了小小的威尼斯公爵领。确信于自己的能力，埃斯托夫进攻罗马并要求征收教会的税款。作为应对，教宗叫法兰克人来援助他。埃斯托夫的命运就此注定了。

查理马特在普瓦捷（Poitiers）

查理马特（马特来自于古法语的“铁锤”），是赫斯塔尔的丕平（Pépin de Herstal）的婚前子，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也是以他的名字开创了加洛林王朝。其实，他才是王朝实际上的创立者。在他父亲于714年12月去世之后，查理才27岁，被认为是各方面都很理想的继承者，除了出身：他只是一个婚前子罢了。这也是他没有被请去自己父亲身边的原因，即便他父亲已经快去世了。

纽斯特里亚的宫相向墨洛温国王建议否认查理的继承权，并评价他是一个私生子。在不同部族之间的战争还是残忍且徒劳的。查理最终在719年取得了胜利，他流放了纽斯特里亚的墨洛温国王，克洛泰尔四世。他最终将所有的法兰克人团结在了一个丕平家的宫相麾下。这一事件已经足以让他名留青史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732年翻过了比利牛斯山（Pyrénées）。他们此后开始劫掠阿基坦的土地，这迫使厄德（Eudes）公爵出逃，穿过了卢瓦尔地区，向强大的法兰克宫相寻求援助。查理将这视作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巩固他的权力：他组织起了一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联军，其中包括日耳曼人，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撒克逊人和弗里斯兰人。

在10月份，查理从图尔出发通过罗马古道前往南方，在快要抵达普瓦捷之前，他的前阵发现了阿拉伯和柏柏尔人的军队，他们正在劫掠整个地区，并且被卢瓦尔河分开了。他观察着这些人的行径，随后开始了几场战斗，主力由厄德公爵担任。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军队没法和敌人的速度与机动性相媲美。于是，他就开始寻找一个有利于自己作战的地方。他最后选择了一处位于如今的普瓦捷和小镇战场穆塞（Moussais-la-Bataille）之间的海角。

在10月11日的寒风中，查理让他的部队举起盾牌组成紧密的步兵列，占满了整个缓坡，于罗马古道保持平行。阿拉伯骑兵在中午祷告之后发起了进攻，冲向了山丘的底部。卡尔·瓦法尔（karr wafarr）战术包括派出大量的快速骑兵发起冲锋，然后分成数个集群，随后再重新聚集起来发起一次新的冲锋，它曾取得了极好的成绩，不出意外的话，它将在这次战役中也取得成效。一群又一群，阿拉伯骑兵冲击了法兰克战士的战阵，法兰克战士就像“一堵不可移动的墙”，754年写成的穆扎莱卜编年史（Chroniques mozarabes）中如此评价他们。法兰克人出人意料的抵挡力来自于他们在战斗中的分组和他们的肉搏技巧。在这天结束的时候，查理下令让阵前的军队向前移动来对付阿拉伯人。他们突然袭击了营地，杀死了他们的长官以及数十个骑兵。最后的阿拉伯人们无序地逃走。这就是在普瓦捷的传说的剩下的部分了。

这个传说也提及了法国骑兵取得的成果，还提到了在战争中使用马镫的效果。实际上，查理带领的法兰克人是训练有素的强大步兵，以及装备重斧与剑的部队。有人还认为这场战役拯救了欧洲并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这些假设都是对那一天的实际情况的一种误解，这其实仅仅是丕平家的宫相们巩固了对氏族的控制权，以及让法兰克人确立了对其它日耳曼人的霸权。

在奥斯特拉西亚的墨洛温国王提乌德里克（Thierry）四世去世之后，查理让王座空置。普瓦捷战役保障了法兰克王国，并且推进了这种地中海文明，使其成为了一种新的天主教文明。想要证实这一点的话，只要观察阿拉伯人先遣队自732年后就从卢瓦尔北部消失就足够了。相反的是，法兰克人先遣队开始出现在比利牛斯山南方。就是那一天使得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法兰克人的权势

查理马特创立了一个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使得有土地的自由民得以休养生息，这群人似乎分成了两派差别极大的团体。其中一群人是贵族，以“强大者”（potentes）为名，由持有农业开发权的地主们组成。这些人骑着马去进行军事扩张。他们会在交战的时候从马背上下来，加入自由民组成的步兵，这些有产的农民是小自由民，那一时期他们的称呼是“穷困者”（pauperes）。这个词是指他们作为附属的地位。他们是自由的，却又不是贵族。

普瓦捷之战证明了还有另外一组战士的存在，奥斯特拉西亚的“骑士”（caballarii）。这些人咆哮着冲入战场，戴着铁质的头盔，镶钉皮制护甲，右手挥舞着铁质的枪头的标枪和双刃剑。

在他统治期间，查理马特意识到了，在过去几年，已经有大量的财富被赠送或永久地转移给了教会。对于一个想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而言，这是一种不可容忍地情况。他完全没有犹豫就直接夺取了教会财产。这一决议是必须的，如果他还想要维持一支能接着打胜仗以提高他自己权力的大军的话。

这支军队主要由有产的自由民，以及有技术天分的工兵组成，这些人能轻易地操纵投石器，投石机和其他的战争机器。在那个时期，骑兵（由配备了新式武器的奥斯特拉西亚的骑士组成），并没有某些历史学家赋予给他们的那种重要性，仅仅只是开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罢了。

此外，整个行政，税收和军事系统也在快速的演变，这让那些高级神职人员非常的焦虑，他们不仅见证了自己财产的消退，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变小。查理马特采取的策略之一是任命自己的盟友来担任主教，即便那些人并不具备成为主教所需的竞争力。面对被剥夺了财产的教士们的抵抗，查理马特采取了授予他们特殊土地所有权（precarium，给教士土地的收入，但他们不具有土地的所有权）的手段。这种不稳定的特许权是一种法律文书，这保证了教士可以得到土地的财富，但是不能成为地主。

普瓦捷之战，在传说与事实之间

它被认为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从伊斯兰手中拯救了欧洲，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小插曲，一场阿拉伯-柏柏尔先遣队和法兰克步兵分队的不重要对抗。在一次对阿基坦的劫掠中，阿拉伯-柏柏尔人渗透到了夏朗德（Charente）以北的地区，并不得不对抗法兰克人。这是一场重大的失败，却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随后的几年内，那里还是有大量的袭击事件发生。查理马特也不能帮助厄德公爵除掉出现在索恩与罗纳河之间的阿拉伯人。编年史作者们想象出了另一幅景象：他们把这变成了穆斯林们一次试图占领高卢的远征，就像他们之前占领伊比利亚半岛那样，然后就把普瓦捷之战变成了一个神话，以具有希腊人面对波斯人那样的勇气的军队拯救了欧洲。由此，普瓦捷之战让查理马特能在奥斯特拉西亚攫取更多的权力，然后给他儿子丕平成为法兰克之王铺平了道路。这是宫相家族广为宣传的一场战役。

《贝奥武夫》，盎格鲁-撒克逊人中世纪最长也最好的诗歌

《贝奥武夫》的文本被认为是盎格鲁文学中的重要部分，可以和法国的《罗兰之歌》以及西班牙的《熙德之歌》相比。这让它成了欧洲历史和文化的伟大史诗之一。

诗歌的故事发生在五世纪和六世纪，正是日耳曼人大迁徙的时期，讲述了吉特人英雄贝奥武夫的功绩。故事是以渐进的难度构成的。起初，贝奥武夫以年轻人的英雄气概对抗邪龙格兰德尔，以空手击倒了它。随后他就开始用起了国王赫罗斯加给他的“巨人铸造“的宝剑。在成年之后，他因为使命而对抗邪龙，为了保护他的子民，并且在他的一位封臣的帮助下杀死了它。最初的两项功绩发生在丹麦，最后一个则是在吉特人的国度。这表明这首诗有两个不同的核心：第一个以丹麦文化为背景，第二个以吉特人的政治与社会世界为背景。这两个部分以贝奥武夫回到他的国王海格拉克（Hygelac）的宫廷为联系。这一部分出现的历史元素是整首诗中最可靠的，因为他回应了海格拉克发起的对弗里斯兰人和法兰克人的远征，这一事件在图尔的额我略（Grégoire de Tours）所写的《法兰克人史》（Historia Francorum）中也有所提及。

可敬的比德（Bède le Vénérable）与《贝奥武夫》（Beowulf）

在僧侣作家可敬的比德的时代（673-735），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逐渐让他们的政策能适合基督徒带来的社会与文化演变。这是这些演变使得强大的国王，麦西亚的潘达（Penda de Mercie）突然陷入了衰落。这同样也让原始宗教的教徒们在舒适日子里最后的抵抗画上了句号。在潘达死后，他的儿子（在某些记载中是他的兄弟）伍尔夫赫尔（658-675），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继承了王位，然后他做出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将所有不愿意接受洗礼的官员们驱逐出境。

尽管发生了如此的变化，社会生活还是和以前差不多。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占据了国家三分之二的领土。所有重要的城市和乡村都属于大乡绅们（thane），他们是贵族，主教或者国王。公民议会，那时候叫城镇集会（tun-moots）或者市民会议（folk-moots），有时候承担夏尔（shire）的法院的作用，夏尔后来就成了伯国。然而，仅有那些地主可以参加那些会议，它最终创立了“贤人会议”（witenagemot）以控制局势。这种贵族寡头政治限制了国王们的权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王们更亲近于教会。

这种亲近的主要效果之一就是赫尔福德（Hertford）主教会议的诞生，这一会议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塔尔斯（Tarse）的西奥多（Théodore）在673年召开。在这一宗教会议上，教会废黜了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的习俗，这一习俗让国王可以为了重新结婚而随意地和现任配偶离婚。他们的妻子获得了重要的政治身份并明白了自己在社会的基督教化过程中相当重要。国王们耐心地像她们示好，并偶尔在有关王国的问题上征求她们的意见。这些王后们保护了教会，还让创立学校变得可能。

在这些学校的其中之一，比如由大主教掌管的微尔芒斯（Wearmouth）与贾罗（Jarrow），可敬的比德就是在那里接受教育的。这位僧侣作家在一本深刻的自传《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733）中详细地描述了，他怎么从孩童变成了一位忠心的主教，能够阅读那些圣经注解，布道经书和所有的古典文学，最后成了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这部作品，和主流的教会历史不一样，不是一部乏味的编年史，即便那些编年史里头还有不少奇迹——它是一本清晰且迷人的记叙，就像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描述他们自己的征服史那样。可敬的比德对细节十分严肃且关心，并对细节的来源同样仔细，就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我不想让自己学校的孩子们读到谬论。”在他的作品中，可敬的比德同样指出在岛上存在五种语言：英语，布立吞语（凯尔特人和威尔士人），爱尔兰语，皮克特语（苏格兰）和拉丁语。英语是盎格鲁人的语言，但是和撒克逊人的有一点点差别，所以他们还是能互通的。正是用这种语言写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最杰出的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现在的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中还保存着一本十一世纪初的手抄本。整本诗有3183行，讲述了贝奥武夫在瑞典南方的功绩。这位吉特（Geats）人的王子穿过了海域，以求从邪龙格隆戴尔（Grendel）和它的母亲手中解救丹麦国王赫罗斯加（Hrothgar）。随后，他就开始了五十年的统治，直到另一头龙出现。贝奥武夫得要抵抗它，却在战斗中受了致命伤。这一诗歌作品以柴火堆结束，这位英雄在所有人的面前于其上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