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当时正值党的八大召开在即，调研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方向。

调研的直接成果，是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著名讲话《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把这次调研中发现的，主要是经济建设中、也包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归结为十大关系。其中提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等思想方针，为上海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也为上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优势、服务全国工业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指引。

(资料图)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江南造船厂。

花43天时间，听取35个部门汇报

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时间从事调查研究。调研的方法主要是听取国务院35个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汇报，以及阅读各地的书面汇报材料。毛泽东、陈云等领导同志还到浙江、上海、湖北、广东等地实地考察。

毛泽东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听取国务院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等35个部门的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至4月24日结束，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他每天一早起来开始听汇报，穿插处理党政事务，听完汇报继续研究汇报材料，一直工作到深夜才上床休息。这段时间毛泽东一度非常疲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每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毛泽东召集的这些汇报，周恩来几乎每次都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有时参加，这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集体调研。

35个部门汇报的同时，在李富春建议下，来自工业、交通部门的两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等，也向党中央、毛泽东做书面汇报。

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

在上海工具厂、上海油脂二厂、公私合营天丰造纸厂等的汇报中，提到的问题是企业生产方针不明确。

这和新中国初期上海工业发展的定位有很大关系。“一五”时期的上海，并不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出于国防安全考虑，上海等工业基础较好的沿海省市被限制了一些发展，比如不建新厂、不作重大扩建等，不少行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从上海当时40种工业产品数据来看，除重工业方面设备利用率较高外，35种产品的设备利用率均在80%以下，其中16种在20%到40%之间，利用率在20%以下的有8种。

经过这次调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上海有了新的更深刻认识。各部委和地方党委同志的汇报材料说明，从新中国成立到1955年底，上海实现的利润占第一个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全国销售的纱布、卷烟有三分之一是上海生产的，日用工业品甚至有60%是上海生产的，沿海省市还向内地输送了大量技术员和技术工人。

调研还发现，上海的工业产品，除极少数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外，绝大多数都是供应全国各地和出口贸易的需要。很明显，不积极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就不可能较大规模地发展内地工业。

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就指出要改变原来的方针，多次强调“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他说，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许多新产品都是出自沿海工厂。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合理利用。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搞生产？

针对上海，毛泽东特别指出，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

“有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听取汇报后，政治局召开几次会议，进行讨论归纳，除概括出十大关系外，还分析国际形势，估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讨论最后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更多一点和平时期。

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说，“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事实的”，“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作为充分调研的成果，《论十大关系》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蕴含着唯物辩证法和系统思维。比如在调研中，反映出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间存在不相协调的矛盾。计委汇报说，现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要求多办工厂，上海、天津要求发展较高级的产品，两广要求发展糖和纸……地方不但有兴趣搞轻工业，而且也有兴趣搞重工业……但他们有两个顾虑：一怕中央不准他们搞；二怕等工厂搞得像样子后，被中央收走。不仅是上海，各地要求下放权力的呼声都很高。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汇报的同时，就改进体制、给地方分权提出很多看法和设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1956年5月3日，陈云来到上海，专门传达中央有关经济政策和毛泽东“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的指示。

陈云在讲话中谈到，上海在工业技术、文化方面是一个有基础的地方，要加以充分利用。现在为了装备内地，使内地新的工业基地更容易建立，中央的方针就是要充分利用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使上海、天津等老工业基地有某种程度的发展。

在谈到具体问题时，陈云说，上海的轻工业很有基础，要充分利用。轻工业可以在已有的基础上稍加扩充和整顿。这样一来，一方面，生产轻工业也支援了重工业，另一方面，上海的失业人员可以减少，吃饭问题容易解决多了，上海的困难情况会有相当改变。

于是，上海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在1956年7月召开的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出“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简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这个方针是贯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充分利用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利用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使之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进行积极的改造和合理的发展，进一步解决上海工业发展存在的矛盾，更好地发挥潜在力量，并注意同其他地区的合理分工。

1956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4.3%，高于全国增长28.2%的幅度，也迅速扭转了1953—1955年增长低于全国、以及1955年出现下降的局面。随后，上海进一步确定了“高、精、尖”的发展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步建成了我国先进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为全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发挥重要作用，也为改革开放后上海成为“王牌”“捷径”奠定了历史基础。追本溯源，1956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这次调研意义非凡。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栏目主编：张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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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贾彦